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农村防疫压力巨大，减少粪口传播隐患，厕所粪污管控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明确要求“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厕所卫生一直是乡村人居环境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短板。近年来在全国上下多方努力下，农村改厕在原有基础上取得重要进展，农村改厕率过半，相关疾病发生、流行得到一定控制。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农村粪污处理水平距离疫情防控要求还有明显差距，可能成为疫情防控在农村的“死角”所在，并由此暴露出当前农村改厕行动的诸多局限。

一、农村粪污的两大滞后性问题存在潜在风险

（一）粪污无害化处理严重滞后于农村厕所改造进度，粪污外溢导致病原体在环境中滞留和传播风险。

2018年，全国完成改厕1000多万户，农村改厕率过半，其中六成以上改成无害化卫生厕所，农民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从部分地方的调研情况看，采取水冲式厕所使粪便污水总量比改造前增加10倍甚至更多，加上便捷性不佳和使用成本偏高等问题，粪便收集和处理的难度大为增加，导致除管网式厕所之外的其他卫生厕所使用效果较差，部分设施因质量和管护不到位出现粪水溢流污染环境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与改厕的公共卫生和环境治理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粪口传播风险并未减少，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因水冲式厕所数量增大而使传播风险进一步增加。

（二）粪污资源化利用明显滞后于农产品生产安全要求，进一步加大病原体在城乡粪口传播的潜在风险。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粪便资源化主要是以沼渣沼液和堆肥利用为主，但如前所述，水冲式厕所导致粪污总量急剧增加，不少农户采取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到农田的直排方式，极大地增加悬浮在液体中的病原体在农产品尤其是蔬菜等生鲜产品上的传播风险。

在城市对生鲜产品高度依赖，且有证据表明病毒可在蔬果表面存活一定时间的特殊时期，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潜在威胁不容忽视。

二、疫情下的农村粪污问题暴露出农村改厕的

突出局限

农村粪污的两大滞后性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即便在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也同样普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和痛点难点。

具体来看，农村粪污滞后性问题直接凸显出农村改厕四个方面的主要局限：

（一）农村改厕的政策目标有待进一步聚焦。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厕所革命首要目标是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但从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的要求看，农村粪污无害化处理与病原体传播存在直接关系，如果单纯着眼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民生工程目标，将难以抑制可能存在的卫生和安全风险，不能满足城乡公共卫生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现实要求。

（二）基层政府对农村改厕的认识存在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多轮农村改厕项目，在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农户共同参与的长期努力下，我国农村改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基层政府对农村改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缺乏清晰认识，大多数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将改厕视为上级交办的任务而沿袭原有的行政推动的工作方式，通过下指标、摊派甚至敷衍瞒报等方式完成，缺乏人、财、物保障的问题普遍存在，农村改厕工作短期化矛盾突出，没有整体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思考，缺乏同步推进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主动性，相关长效机制建设更是滞后。

（三）农户改厕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即使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户都能够通过多种形式了解现代生活方式，尽管有调查表明农村改厕过程中，农民的观念转变和习惯养成是重要阻碍，但实际调查发现，农户改厕动力不足还有来自于两个层面的障碍性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实际使用成本偏高。调研显示，当前的水冲式厕所普遍需要较为精细的管护，受产品质量、实施水平等影响，堵、漏、坏现象在已改厕所中普遍存在，一年内少则4次、多则10次需要付费清掏，农民在使用过程中除了增加用水支出外，还需要支付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成本。

二是缺乏改善经济收益状况的激励。对大多数收入水平不高的农户，改厕就意味生活成本相应增大，如果收入不能实现稳定增长，其改厕的动力必然不足。而在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较好地区的农村改厕实践表明，只要有经济收入增长预期，农民会有非常高的改厕意愿和迅速行动。

（四）项目实施在细节上欠缺符合农村实际的合理安排。

当前中国农村进入快速转型期，劳动力匮乏、农户居住稳定性不足等是当前广大农村的典型特征。但目前大多数农村改厕项目往往更多考虑低建设成本，而非便捷性和低维护性。

已有调查显示，主要由于设计和实施缺乏现实针对性，农村举办一次一定规模的群宴，户用便池需疏通3-5次后方能使用。

同时，各地农村资源环境、发展阶段、文化习俗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少地方简单化推动实施，以少数几种技术模式和工程标准进行统一模式改厕，既不符合发展规律，也不满足现实需要。

调研还发现，由于需要赶进度而简单对相关主体授权，同时又缺乏具体有效的监管机制，部分地方已经出现农村改厕产品和设备的“垄断”供给现象，为追求利润而供给不符合当地实际或农户需求的产品，甚至是假冒伪劣商品，导致不仅改厕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且部分农民因此而产生对改厕不满甚至抵制的现象。

三、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建议

尽管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农村粪污会导致严重的疫情传播，但基于对病毒传播的已有认识，以及从农村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和未来农村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的战略性考量。

在推进农村改厕中同步加快对农村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既是当前农村疫情防控的难点，更是农村未来公共卫生安全管理的重点，应尽快以更有力度的政策举措联动性地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一）推动建设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提升公共卫生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多目标并重的农村厕所革命2.0版。

基于农村厕所革命在公共卫生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具有强外部性，立足疫情防控筑牢根基的要求，在整村推进的基础上，应聚焦政策目标，将农村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进一步升级为2.0版本。

一是制定农村厕所革命整体方略。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市场和研发机构的有机衔接，从给排水、产品设备制造、技术选择甚至可降解厕纸的选用推广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加快形成相关技术标准。

二是参考日本、美国等经验，尽快研究制定相关法律。以立法形式规定新建房屋、改扩建旅游住房等必须配套粪污无害化处理系统，强制进行改厕。三是立足农村发展的现实特征，在不具备户厕粪污无害化处理条件的地区，配套建设标准化公共厕所，并由专人管理、定期维护。

（二）构建结果导向型的农村改厕财政奖补机制。

针对当前农村改厕过程中出现的为指标而改、补而不改、改而不用等现实问题，应改变层层分解下达改厕指标，由政府部门拿着项目资金找农户改厕的工作方式，创新性构建结果导向型的农村改厕财政奖补机制。

应建立并完善改厕补贴申报制度，设立改厕补贴申报条件、范围和标准，让农户自主选择改厕模式，改建验收合格可领取一次性的建设补贴，每年符合条件的农户可申请粪污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奖励，对整村达到粪污无害化处理的进行奖补，以此方式有效解决社区和农户内生动力不强、基层推进落实不够等突出问题。

奖补资金来源可整合土地出让、宜居村庄建设、绿色农业发展等项目资金予以解决。

（三）培育和规范农村改厕建设及后续管护市场。

农村改厕市场潜力巨大，但由于缺乏准入标准以及属地化的项目运作方式，加上基层干部、农户的专业知识储备不足，设施质量差、后续缺服务等问题普遍存在，使改了厕的农户不能用、未改厕的农户不愿改，与之相关的寻租现象也并不少见，直接影响政策效果。

应培育和规范农村改厕和后续管护市场，支持和培育专业服务组织以购买公共服务方式承接相关业务，同时形成由相关部门或第三方权威机构背书的企业或业主名单，并进行动态监测评估，建立退出机制，实现可持续良好运行。

（四）系统化推进农村改厕与污水处理同步建设。

针对水冲式厕所导致排污量倍增、农户直接投入管护成本偏高的现实，应统筹利用已有资源，系统化推进农村改厕与污水处理工程同步建设。

重点是需要尽快启动技术攻关，改造升级化粪池和净水槽技术工艺，使化粪池中剧增的液体部分能够通过污水处理流程后达到直接排放标准。

在操作层面，应重点鼓励以县为单位研究制定改厕和污水治理两个项目统筹实施方案，整合力量，合并推进。

（五）增进农村厕所革命认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农村厕所革命是包括建设、管护、利用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在内的系统性工程，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既需要上级政府高度重视，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以及必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同时要求基层政府和农村社区积极行动、努力作为，更要求农户和市场的创新创造、主动参与。

一方面，应立足更高的全新站位，以当前疫情防控为切入点。要求基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充分认识将厕所革命与农村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联动推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理解做好农村改厕不仅是工作和职责所在，更是政治任务和社会经济发展任务。